2021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邀骆玉明教授带我们思考存在的价值

　　2021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辞海》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骆玉明,带大家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

　　世界充满不安,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不安,我们有能力决定自己是善的、是有意义的、应该做什么,这样我们就能找到安静。这便是骆玉明教授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答案。

　　我讲的题目是《在何处可以安静》,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呢?因为最近很多人都感觉到内心不太安宁,不安的感觉特别强烈。而且这个感觉是今天会议的主办方先传达给我的,主办方发给我的文档开始一段是这样:在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受控制,全球疫情的爆发更是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生命的脆弱,或许世界并不在我们把握之中,美好的生命可以随时消失,个人的命运只能随时代而沉浮。这是主办方传达的一种不安,或者说他们希望找到克服不安的方法。

　　前两天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转发许纪霖的访谈,那个访谈也是从不安开始的。记者的导语是:“近几年经济放缓,创新低迷,贫富差距增大,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大变局、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症候,如何在不确定中生存发展成为重要命题。我们经历中美贸易战和世界性疫情,担忧经济冲击与政策变动,忍受封锁隔离与消费降级,参与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微观偶像幻灭与精英坠落,身陷虚拟世界与精神危机。”

　　随着这两个东西一起卷过来的就是不安。所以,我就想说说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有多少不安

　　根据上面两段材料,我们来罗列一下不安的原因:第一个是疫情,然后是冲突,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于中西之间的冲突。这冲突里包含着贸易战,也包含孟晚舟一千多天的受折磨的过程。

　　台海形势也非常让人担忧,这个地方要爆发战事的话对中国人来说是很大的灾难。再有,在知识分子圈里经常被提起的是民粹主义,它是精英很反感的东西。民粹主义是具有巨大危险性的力量,因为这个东西的特点就是盲目。引动它的人也许不盲目,但是一旦被引动起来,它就很盲目了,它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破坏力量,我们事先没办法知道。

　　我们可以罗列很多,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就是技术的发展,现在技术的发展会往什么地方走。

　　精确计算的世界并不遥远

　　今年研究生的讨论课,我跟他们讨论一个问题,《世说新语》中提到的魏晋玄学的一个话题,就是“四本论”中才性同异的问题。这差不多就是智慧和德行的关系,智慧和德行是相合的还是相分离的,两者是不是可以合为一体?

　　这个古老的命题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认为智慧和德行是一体的,并且如果一体是以才为主,而不是以德为主的,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以才为主的世界是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精确计算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精确计算,道德也是精确计算,道德是一种获得利益的技巧。这并不很遥远,如果这个世界以机器人的方式来统治的话,这个世界就是数字化的世界。

　　并且,这样一种看待人生和看待社会的方法,在我们身边其实是存在的。尽管极端的例子比较少,但是极端的例子的存在,表明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正在形成。

　　前些年在复旦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个学生林森浩毒死了同宿舍的同学。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冲突,如果他们发生很大冲突的话,下毒的人就会被早早怀疑到。

　　既然没有发生过很大的冲突,那林某为什么要毒死同宿舍的同学?这个事情真正可怕的地方是,林森浩是在做一道数学题,如何通过最精确的计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损害。我看最初记者采访他,他那种冷漠的神情,我感觉对他来说这只是数学题计算的失败。

　　精确计算的生活方式如果成为态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我们的不安来自哪里?

　　把上面提及的种种不安加以归拢,大概可以笼统地分成两类,一类是由于社会在不断地重新分层。这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一件事,这个社会正在重新分化成各种阶层,而且这种阶层区分正在逐渐固化,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机会在不断减少。我们看复旦的学生就可以知道,早些年的时候来自农村、小城镇的学生量还比较大,现在逐年降低。

　　在社会分层的过程里,人们惊慌恐惧,他们想尽办法使自己不要被划分到较低的社会阶层里。这样的一种担忧更直接地体现在孩子身上,家长拼命让孩子从一个补习班到另外一个补习班,补习到天昏地暗,补习到小孩子得抑郁症,一直补习到国家出手让补习班停下来。

　　还有一类不安跟读书人关系更大,现在很多人比较大的迷惑是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能干什么,甚至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其实,读书人的这种不安已经有了很长时期。我们也许可以说,首先我们是不安的,然后才出现了不安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不安附着在事情上,然后说因为这些事情我们不安。其实你的不安跟中美贸易战没有关系,跟孟晚舟回来不回来也没有关系,只跟你有关系,因为你不知道在何处可以安静。

　　找寻内心坚定的力量

　　我们绕个弯子,说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

　　启蒙运动时代出现了一股无神论热潮,也出现了伏尔泰那样的机智滑头的有神论。伏尔泰的名言是,即使没有上帝,人们也要创造上帝出来;有了上帝是好的,有了上帝我的生意合伙人不会随意欺骗我们,我的老婆也不会随便给我戴上一顶绿帽子。

　　卢梭是反对基督教的,但是他仍然坚持说神是存在的。卢梭的神学观念初看起来会感到很奇怪,他反对基督教对上帝的解释,严格地说他也否定了《圣经》的价值。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肯定神的存在。他说我们只是不知道神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那如何体会神的存在吗?他说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大自然,当我们看到了自然的宏大、有序、壮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自然的背后有一个力量,那就是神的证明。

　　上帝的存在还有一个证明,是我们内心的善。我们内心永有一种向往善的力量,这是神内置于我们生命中的神性。大家很熟悉的两句话,就是康德墓碑上的话:有两种事物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一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中的道德律。这两句话的原义来自卢梭。

　　从卢梭的思想中我们感受到对宗教的一种特殊理解。我们不需要证明神的存在,我们只需要确认自己的善。善是一种神性,它足以支持人性所要求的高贵。

　　当我们试图摆脱自己不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根本性的自信。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我顶多不知道我能做成什么而已。

　　我们再谈到儒家学说。《论语》里有四个字,“士志于道”,这是最能体现儒家的责任和人生观的。士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中生活,当然也要面临养家糊口的问题、传宗接代的问题,要面临奶粉和尿布的问题,需要获取社会成功、获得生活资源。还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那就是道。儒者的生命意义归根到底不是体现在如何安顿生活,而是体现在显扬和维护价值。确认自己有这样的责任,儒者就确认了我是谁、我要做什么的一种回答。

　　儒学曾经作为长久的国家意识形态存在,难免需要跟政权合作,但是儒者中有个大的气象,虽然可以跟政权合作,但是他仍然是独立的思想者,仍然是一个有能力确认和显扬中正价值的人。

　　譬如王阳明,他可以在跟皇帝打交道的时候从容不迫。

　　王阳明遇到的明武宗,你不能简单说他是坏皇帝还是好皇帝,他就是一个胡闹的皇帝。举个例子,宁王叛乱了,王阳明一面打报告上去,一面组织兵力把宁王拿下了。这边仗打完了,那边皇帝的批复还没下来。皇帝这时忽发奇想,要王阳明把宁王放回去,让他这个皇帝,同时也是皇帝自封的大将军重新打一次。他把打仗当成当游戏了。

　　王阳明拒绝了皇帝的荒唐念头。打仗要死人的,而士兵大多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和为什么死,所以决定士兵命运的人要爱护士兵的生命。游戏里倒下的士兵都是虚拟的,战场上倒下的士兵是别人的儿子。

　　儒学尽管是国家形态,儒学尽管体现统治者的意志,但是儒学始终包含这样的东西,我叫它儒者大气象,就是儒者是有能力确认价值和显扬价值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对人善的本源力量的信心

　　如果我们需要自信的话,我们需要对人善的本源力量的信心。

　　我们如果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做一个比较粗线条的比较的话,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类型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宗教类型的文化。不是说中国没有宗教,而是说宗教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影响力很有限,远远不像在信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文化中那么重要、那么强烈。

　　这跟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因素有关。我们读《诗经》的时候会发现那里面说到“上帝”,有时候也说“天”,他拥有至高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上帝和基督教文化里的上帝是一样的。

　　但是在《诗经》里所看到的上帝有个问题,他的脑子不大灵,有时候干一些好事,有时候也干一些坏事。干坏事是因为他脑子糊里糊涂,他会犯病。犯病最明显的表现是无缘无故地降下灾祸,而这种灾祸又常常降落在无辜的人身上,那些善良无辜的人会遭遇灾祸,而那些该倒霉的坏人反而活得轻松愉快、得意洋洋。这个世界是不公道的,这样的理解,几乎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世界是不公正的,常常善良的人遭遇不幸,而邪恶的人反而获得很多收获。

　　甚至有一位英国科学家的解释是这样的,人类之所以进化到现在,就是因为人类邪恶的天性发挥了作用,按这种特殊进化论的解释,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是邪恶的,好人早就死尽了,能活下来的全是坏人。

　　总而言之,我们很容易体会到这一点,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与不幸,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充满着他人的罪恶和我们的不幸。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罪恶意识能力比较差,我们对别人的罪恶比较敏感。反过来,我们对自己的不幸非常敏感,对别人的不幸没有那么敏感。

　　如果拥有至高的权力和至高的意志的上帝有完美的德行,那这个世界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要知道,在神学理论中有一个“神义论”的观念,就是你必须无条件相信神是全能、全德的,这关系到对神的无条件信仰能否确立。但是在中国文化里,神可能是全能的,但是神不是全德的,神的德性存在很多疑问。

　　如果神不是全德的,那么世间合理的秩序由谁来保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解答上显示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个世界完美的德行是由人来建立的,是人保证了世间完美的秩序,而人保证的世间完美的秩序首先体现在圣人身上,继而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这种思想在孔子学说里得到更系统的表述。孔子学说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仁”,而“仁”在孔子学说里有两重性。在一重意义上说,“仁”是具体的德行。孔子有个学生叫司马牛,他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说话很慢就是仁。司马牛说话很快,所以他觉得孔子在挖苦他。孔子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你如果说话说得很快,就会急躁,就会轻浮,而轻浮就会导致言而无信。

　　仁还有另外一重意义是全德,是德性的完成。孔子通过仁的概念建立了一个非宗教的道德理念,并且用非宗教道德理念来奠定世界的秩序,来确定世界的合理性。世界的合理性基于人具有一种向善的可能。

　　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孔子说到了仁,但是他没有说人的本性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可以成为仁者。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需要给“仁”找到理由。孟子就提出了性善论,他说在人的本性中就包含着完美道德的萌芽,这种萌芽经过很好的培育以后就会成长为美好的德行。如果每个人持续不断地努力下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拓展,这个拓展让每个人都无所逃避,你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做。沿着这个方向,我们知道儒者试图逐渐通过人的德行来建立美好秩序,并且由此赋予人一种生命的意义。

　　我们有能力决定自己是善的

　　罗素说过一句话,人类如果不设定上帝的存在,那么人无从谈论生命意义的问题,而儒家学说实际上是通过非宗教形式给定了一个关于人类生命意义的解释。如果说孔子的仁的依据没有明确,那么孟子给出的明确依据就是性本善,但是性本善的依据是什么?仍然存在疑问。所以到了宋明理学,进一步推导到天理上。有一个高于万物的力量,它包含着世界完整的合理性。

　　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设定,人具有完美的本源。基督教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可以得到救赎,如果没有完美的本源,那么救赎是不存在的。从道家的立场来说,人化为元气,既然生命源于道,那也意味着生命具有完美本源。如果从佛教来说,在佛教的观念当中,世界的本源是世界的真如法性,这也意味着生命具有完美本源。

　　儒家不是宗教,但是儒家具有一种宗教性质,儒家讲从孔子讲仁,到孟子讲性善,周敦颐讲天道之诚,朱熹讲天理,王阳明讲良知,都包含着这样的逻辑系统。人性包含着完美本源,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完美本源,那我们就能够给予世界一个合理秩序,我们就会认识到自己,认识到世界的合理性。

　　我后面说得更简单一点。关于上帝、道、天理、良知,其实全部都是假设,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证明。我们看康德的两个批判,就是说这个道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同样的,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天道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没有任何方法证明人性善或者人性恶,讨论人性善或者人性恶是没有意义的,把性本善、性本恶作为客观属性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什么?孟子试图证明人性善,但是他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明,但是他仍然是对的,因为人决定自己是善的,所以他成为人。

　　但是,善是什么?怎么做是善?这又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在每一种条件下生活的人,都需要通过自己而不是依靠他人、依靠自私而非理性的权势来作出选择,作出决定。如果我们有能力决定自己是善的,并且决定自己是有意义的,决定自己是应该做什么的,这样我们会比较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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