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邀王受之教授讲述在大变局中我们如何看世界

　　2021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邀请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副院长、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带大家从创意教育角度讲述“我们怎么看世界”。

　　设计重的不是弯道超车,而是怎么走出一条中国设计的文脉之路。文脉是传承,也是创新;是延续,也是突破。把民族和国际结合起来,在大变局中,我们应该用这种眼光去看待世界。

　　我今天想讲两方面内容,我是做创意的人、做教育的人,在艺术教育的舞台上干了20年, 从这个角度看世界,还是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

　　“橘生淮北”的弯道超车

　　很多年以前,我读研究生时学的是中美关系,是研究美国问题的。研究生二年级时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人叫库特勒(Stanley Kutler)。此人之名如雷贯耳,正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最后让美国公布了水门事件的所有录像带。当时北大、武大、南京大学所有学美国问题的同学都济济一堂去听他讲中美关系。我们派了两个外语系非常好的教授去翻译,结果翻译不下去。因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名词他们听不懂。我的导师知道我行,就让我试试,我就讲了一句这个该怎么讲。库特勒是个大家,他让我上去翻译,一下子把外语系的搞下去了。我说怎么能这样做,因为还得通过组织批准,这还不是学院的问题,关系到大学的问题。他说你到这里来翻译,这只是第一次。这次以后,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那个教授搞得很没面子,我下来跟他再三道歉,那个教授却不理我了。

　　第二个人叫小阿瑟·施莱辛格,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叫《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就讲肯尼迪的一千天。他来到中国来讲中美关系,我也去了,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外语系的翻译靠不住,让我上了。

　　尽管我很早参加设计理论工作,但当时我关注的并不是怎么看世界的软实力的方面,我注意的是硬实力的方面,比如说钢筋混凝土的房子会做成什么样,玻璃幕墙会是什么样。1980年,全国一栋玻璃幕墙都没有,而德国早在1907年就有了。80年代,我到香港理工大学讲课,那种高楼大厦我根本没见过,当时就很震撼,我们还在现代主义的门槛上挣扎,别人已经走到high tech。对于我来说,有十年的时间,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种物质层面的羡慕。

　　所以那时候我的思想里充满了弯道超车,想的是我们怎么快点把这些拿过来。我在中国几个比较重要的设计学院都推动了设计教育。到了2000年以后,我有一个感觉,(超车)是不是太过度了。因为有一年我到米兰世界家具展参观,每个参展商有一个摊位摆放自己设计的产品。一看到我们来,他们就拿布盖起来。我说你盖起来干嘛,他说我们没法不盖,因为你们一拍照,我们米兰展览还没开完,你们就在卖东西了。他说你们速度非常快,我说我们有这么快吗?后来我才知道这方面的弯道超车很快,我就觉得我们做教育的可能做了件坏事,(助长了)满地都是赝品的时代,这是我对物质层面关注的第一个心得。我出国比较早,1987年就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了,到那边我还是对物质感兴趣,大楼、汽车、产品等,因为我的专业是做设计的,到了美国最好的设计学院,美国一共只有20个设计学院,学生加起来就一两万人,中国有45万人是学设计创意的。美国设计专业最好的也就三五个学校。

　　创意教育的文化软实力

　　我们看世界的第二步,就是软实力。

　　教育实力和设计实力,表面看不出来。我们的学校都比美国学校规模大,上海科技大学比耶鲁漂亮太多了,中国哪个学校不是三五万的学生,浩浩荡荡,设计学院一招就招一千人。在美国,可能一年就招几十个,非常小的规模。从学校规模来看,我每次带同事看美国设计学院,他们都看不起,校舍这么破,老师也少,但是他们能出那么多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注意软实力,注意教育体系怎么样。

　　很多人问我,我的孩子喜欢学设计,到哪个学校好。我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摸到这个体系,体系有什么特别呢?这个体系不是一个金字塔,加利福尼亚大学肯定不是一个金字塔,而是扁平的,他的系主任、院长权力很大,他说要干就干,他说不干就不干,同时教授的权力也很大,在学校里对于学科的发展、人员的组织差不多有决定性的权力,如果你真正有创造之见,你是能够有发展机会的。我教书的学校是艺术中心设计学院,这个学校培养了一半的汽车设计师,培养了很多梦工厂的设计员,是大规模的创意学院。

　　我到这个学校去的时候是1988年,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一步步教上去。教了三五年以后,学生学品很好。我现在当了院长,下面要升一个人进来很麻烦,要看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发表不了就提升不了。这个量还有国家科研项目、纵向项目、横向项目。

　　为什么让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学校教他们学创意设计理论?凭什么?按美国人来说,80年代你是落后国家来的人,凭什么先进国家要用你?原因就是学生认可你。

　　举个例子,我一到学校,我发觉两个问题,我不敢说,那么高的学府,200多个教授,我们才一千个学生,1:5的师生比。到里面教书的都是大家。每个教员都很忙。学校校长跑来找我,要我想想学校的问题是什么。我说世界最好的设计学院居然没有一门理论课,学校专业有800多门,有工业设计、汽车设计,就是没有一门设计的总的品类,建筑、产品、平面、交互,当中还有娱乐,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串连在一起。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只会做一面。但认识世界不是只有一个面,世界是立体的,学校没有提供这样的课。校长愣住了,问What can I do?我说我不知道。校长说那你开个课。这是世界排名最高的世界设计学院,我第二年就开了个课,叫设计理论。他说你先去了解各个你觉得崇拜的公司。我第一家就去了苹果,当时乔布斯牛得不行,那天我去苹果公司,进去乔布斯办公室后,乔布斯不抬头看我,他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我很喜欢你的iPhone,他说I know,有什么问题吗?我说电池的寿命太短。有什么办法吗?他说Buy a new one。他不给我解决问题,告诉我买个新的。这是他典型的性格,但是他的设计师让我非常震撼,让我看到了设计的未来。这批人给我的感觉,他们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创意。

　　我后来想,这种制度的形成和我们学校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学校就在干这个事。为什么我们中国一千个大学有设计专业,每年培养45万学生,每年有10万学生作为设计师投放到市场上去,但是我们依然还在走弯道超车的创意道路,而没有真正的创意。走这么长的路,走来走去所有的消费产品都在我们这里做,所有好的产品都在我们这里生产,但是我们创意不出来。

　　全球化的一体两面

　　全球化在美国讲了30年,最牛的就是克林顿时代,遇到了一个好时代,冷战结束了。全球化的确很便利,全球化,让美国物价非常低廉,用的东西非常好,便宜得不用考虑。美国通货膨胀厉害,但在美国市场买东西依然不感觉有压力,实在是太便宜,这就是全球化的红利。

　　美国把所有的产业都搬走了,所以最后跟中国打经济贸易战的时候,美国连药都造不出来。因为华尔街控制了世界,把所有的制造业都移出去了,美国没工厂。

　　美国在全球化进程里,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丧失了所有重要产业的供应链。美国现在说要产业回归,回不了了,现在每天长滩港和洛杉矶港,每个港口要卸100多条货柜。全球化就是这样,还得用中国产品。

　　最近港口比较紧张,美国感恩节到圣诞节,货到不了,圣诞树的灯和圣诞树是在中国做的,万圣节所有的帽子、小南瓜也是在中国做的。要是把这个供应链切断了,美国连正常生活都过不了,除了农产品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说全球化会有很大的矛盾性,我们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红利很大,因为我们完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供应链,并且逐步投入力量做科研、技术开发。

　　中国创意教育的未来:从弯道超车到传扬文脉

　　我觉得现在我们谈中国大学教育、创意教育要超过世界水平为时过早。创意产业需要多元化、多样化。我发现全美国的设计学院,没有一个学校有一点相似之处,完全是按照市场需求形成创意,这使它形成庞大的研发可能性,我们恰恰没有,我们都是一样。一个人不仅得有技术,也要有美感,美感需要有培养的过程,有些人说是熏陶出来的。

　　我们将来怎么培养世界一流的创意人才?归纳回来,我们现在做设计,技术上产业链非常完整,但是我们缺一样,就是创意的多元性,因为都在一个圆形里面做。我们能够通过在座EMBA同学的努力,希望有一天把我们的创意事业达到更高的高度。

　　科学技术的变化就不用说了,科学技术的变化达到什么地步?我见过两个建筑设计师,一个是2016年去世的扎哈·哈迪德,还有一个是盖里。我去盖里办公室看他做设计,他的设计完全是技术发展的。他拿着烤东西的锡箔做设计,他捏一捏就成型了。他说世界上任何形状的东西我都能做,因为有电脑,我们把这个叫参数化设计,所以走得非常前卫。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特别快,我们现在的这种伟大建筑、结构的建筑越来越多,越做越炫。技术化后面有个文脉。你到法兰克福看建筑,一段一段清清楚楚,到上海外滩看,22栋建筑清清楚楚,都是有文脉的。走到后面没有脉了,你站在黄浦江旁边的外滩看对面,对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站在那里“炫耀”。

　　我们讲创意,讲设计,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内容,每个人都很重视内容,最重要的是文脉。我们设计重的不是弯道超车,是怎么走出一条中国设计的文脉之路,跟组织有关,跟文化发展有关。我们做的是有文脉的人,把民族和国际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用这种眼光去看待世界,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看世界。

　　“艺沁人文,笃志商道”2021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复旦大学EMBA和复旦人文智慧课堂承办,邀请全国顶尖专家、权威学者和成功企业家,与您一同追问、一同思考、一同作为、一同展望。分享智慧,共论未来。